【文艺报】陈旭光:电影批评:绘制中国电影的“文化地形图”

来源: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发布时间:2015-09-11

    1997年,我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并留校到新成立的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任教。从这一年开始,我才真正在摸索中步入艺术理论与电影艺术的研究与教学。这近20年的时间,我经历了一个从文学研究特别是原本驾轻就熟的诗歌、诗学研究到电影研究和艺术理论研究的转型。

  毫无疑问,当我们把电影置入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国乃至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曲折求索之后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转型。处于这一转型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既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作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更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某种“影像志寓言”。不妨说,影像的历史就是人的心灵史,也是时代社会的文明史,艺术的深度、文化的广度代表着人对自己,对自己处身的时代体验与认知的程度。

  今天,在一个被称为“视觉文化”的时代,电影艺术、媒介、产业或文化已经上升为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影视文化不但全方位地冲击着旧有的艺术观念和文化观念,改变了原有的艺术格局和文化生态,它还超越艺术的领域而渗透或覆盖了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思维逻辑、行为方式等等。此外,影视艺术作为主要反映本民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文明的艺术作品,很大程度上也是本民族文化精神、心路历程之形象化的集中表现。作为一门或如实再现或隐喻表现人类生存活动与文明进程的综合性艺术,它折射了或反映着特定国家、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有目共睹。影像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并参与了这一伟大的时代进程。

  在电影研究的历程中,我经历了电影观念的多元化和开放化,也经历了电影批评的某种影响力“衰落”的窘境。然而,电影在观念上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电影与人文艺术并不完全相同的独特性,尤其是鲜活的电影产业在实操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又逼使我们时时反躬自问。

  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所秉有的“历史的‘中间物’”的特色可能会形成一种中庸或辩证的思维特征——既多少承续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遗产,但也有着足够的对新时代,对年轻的新人类的平和、豁达甚至顺时随俗。我们会艰难地试图跟住时代,拼命地“跟着感觉走”,但我们既不是无原则地追新逐异也不愿自甘落伍。这从某种角度说是一种宽容、开放、多元的文化建设心态。于是,我本人的电影研究经历就好像是一个“中庸”的“中间人主体”对多变文化、巨变现实的影像志式的体验心得和思想录。对于时代文化转型的背景、趋势与表征,对于第四、第五、第六代、“后五代”、新生代导演的成败得失,新纪录运动,DV运动、“艺术电影”,新世纪以来的喜剧电影、华语电影、电影大片、“现象电影”、青年喜剧电影、电影的创意制片管理、电影的全媒介营销等重要的影视现象和问题,对中国电影发展的“现代性”问题、“全球化”语境以及策略与应对、影视批评的方法等学术前沿和热点话题均作了深切的关注和较为充分深入的论述。

  也许与从文学到影视的学术经历有关,我致力于对世纪之交的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化进行整体把握,在文化、哲学、历史、心理学、美学和文学、艺术学的大视野中,梳理和考察若干重大的影视现象,提炼并论述了若干重要的主题模式或原型意象。同时,我也力求与时俱进,关注电影的产业化进程、观念变革的前沿。比如,我也关注关于电影营销、创意、制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试图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层面,在创意的观念高度检索中国电影,思考中国电影的市场营销、文化传播和“走出去”。

  在电影研究中,我试图在批评中提出并实践一种开放的影视文化研究方法,力图通过对影像艺术话语的细致分析对中国当下文化现实提出实事求是的有效阐释。我所秉持的电影研究的方法是开放多元的。大体而言,我主张借鉴西方文化批评的方法,总结文化批评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提出若干文化批评的基本原则,并在对当下文化实践的批评阐释中进一步实践。这在理论建设上,有助于一种中国式的文化批评学派的建立。其特点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现实,取开阔的胸怀视野,是西方理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本土化”,在实践上,更是对当下影视文化现实的积极介入,面对当下的介入和发言。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背景下,电影批评的形态、方法、功能等都正在发生着巨变。新时期以来的影视批评,经历了艺术批评、文化批评、产业批评、网络批评等多个风潮,方法潮流有升有降,有冷有热。学院批评更常常陷入“失语”、小众化、圈子化的困境。我也曾经历过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惶惑,有时是觉得我曾经坚执和擅长的偏于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标准陷入了一种话语的危机。大众文化的崛起,艺术观念的剧烈嬗变,都曾冲击着我的知识结构和曾经定型的美学趣味。但我觉得自己的“历史的中间物”的特点又可以让我在经过痛苦而坚定的反思之后,迈过门槛,广采博收,向新的综合,向更广阔的包容迈进。

  总之,我的电影研究力图通过对中国新时期以来影视艺术文化的话语变迁和重要现象的研究,深入透析在丰富驳杂的影视现象艺术表意方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含义,梳理并呈现这些现象背后的多元合力,窥探这些现象背后个人主体与群体主体的文化心态,集体无意识或个体无意识的升沉流变和此消彼长,从而为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纪之交“立此存照”,提供一份意味深长的,具有“文化编年”、“影像地理志”意味的中国电影或华语电影的“文化地形图”,作一次“影像当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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