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的艺术学院阁楼画室里，徐紫迪常常静静站在学生身后，注视着他们落笔的瞬间。这些选修油画课程的学生大多没有绘画基础，却有着灼热的目光，跃跃欲试的双手。而他，想要保护且最为珍视的，正是这份“未被规训的热爱”。

从哈尔滨到央美附中，到央美博士，再到北大艺术学院任教，徐紫迪的身份在艺术家、学者与教师之间转换，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

在绘画与艺术史的边界上，点亮一盏灯。

2024年，徐紫迪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创作《等待新娘的亲人们》（该作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艺术启蒙：母亲的坚持与一场“试水”考试

徐紫迪与绘画的缘分，始于母亲的执着。

“小时候不是我喜欢，是我妈妈喜欢画画。”他回忆道。家人的职业与艺术并无交集，母亲在他四五岁时便为他报了兴趣班，风雨无阻地送他学画，一学就是十年。

1996年，8岁的徐紫迪在帽儿山写生

系统而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反而淬炼出他更为炽热的兴趣。在老师的介绍下，他第一次听说“央美附中”。初三那年，母亲带他来北京“试水”考试，没想到一举考中，从此，他来到了花家地南街求学。

附中岁月：求学时光与选择的岔路口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03级下乡写生（前排中间为徐紫迪）

附中入学考试时，他在全班40人中排第28名。尽管如此，他不气馁，白天搬着画架跟在画得好的同学后面学，夜晚熄灯后，在宿舍走廊借应急的灯光埋头做题。四年后，他在毕业展上拿到第一名。

关于徐紫迪在附中的学习经历，同班同学曾写过一段记录文字：“紫迪每个周末都会拿着速写板出去画速写，有时间就画，成堆的速写从来不是为了应付作业，他总能看到现实中的可画之处。他酷爱钻研大师的画，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手机还是黑白屏，想看大师的画只能去附中图书馆。只要图书馆开门，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拿个画板认真临摹，一待就是一整天。他对于绘画很执着也很虔诚，在画画面前没有杂念，一心想向前辈和大师的作品学习。”

高考前夕，他曾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当时他的数学成绩极好，几乎满分。数学老师劝他道：“来学数学吧，数学有标准，画画没标准，你学画画太可惜了。”一模二模的成绩，他甚至够得上北大地质系——那是他当时特别心仪的专业。然而，经过深思，他最终选择遵从内心对绘画的热爱，将中央美院填为第一志愿，并被专业免试录取。

央美求学：延续与突破

从附中保送进入央美，对徐紫迪而言，不是转折，而是延续。

“附中就像个‘小美院’，一些地方甚至比大学更好。”他坦言，大学里教的许多内容——从画模特到学美术史——他在附中阶段早已“预演”。这份扎实的积淀，让他从2007年入学到2018年博士毕业的十一年间，几乎没感受过来自同辈的学业压力。“压力都是自己给的。”他这样总结。这份自信在按成绩排名选择专业时化为高光时刻——在造型类180名学生中，他第一个走上台选专业。“当时大家都认为油画系最好，‘油老大’有一大批老先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油画，后来进入第一工作室学习。

2009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老师指导写生（左起：孙为民、靳尚谊、徐紫迪、高天雄）

2009年，他赴法国巴黎高等美院交换学习，首次踏出国门。来到塞纳河对岸的卢浮宫，当美术史课本上的幻灯片作品真实地呈现在眼前，他激动难抑。“那时我每天去卢浮宫，早上一开门，从里沃利的黎塞留通道进去，晚上闭馆，从中央广场的金字塔出口出来。中午没饭吃，就在马利中庭吃一个苹果，纵然总是饥肠辘辘，但一站到画前就能满血复活。”他这样回忆，“我就这样看啊看，从黎塞留馆、德农馆到叙利馆，作品太多了，看了一百多天，临走也没看完”。后来他获卢浮宫批准，得以面对面临摹。每当他在原作前支起画架，总有人围观、提问。观众总会误以为他是日本人、韩国人或台湾人。

“每一次，我都会回过头，认真地告诉他们：‘我来自中国’”。徐紫迪说：“那一年我21岁，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这是绘画带给我的自信。”

2009年，中国留学生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左起：谢磊、胡冰、徐紫迪、王陶然）

2009年，徐紫迪参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

在游学途中，他偶遇央美的高天雄老师，像“西天取经”的徒弟，他跟着老师，拿着地图，走遍了十几个国家的美术馆。这段孤独而丰盛的旅程，不仅奠定了他后来研究维米尔的基石，更让他在文化碰撞中，清晰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和艺术信念。回国后，2011年本科毕业，他的毕业创作《朝望》入选“全国青年美展”，2014年硕士毕业，他的毕业创作《音乐课》入选“全国美展”。

2013年，徐紫迪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史馆画《大卫》

2013年，徐紫迪担任法国画家克劳德·伊维尔助教

真正让他对艺术的理解产生质变的，是博士阶段师从孙为民先生的时光。他回忆道，2014年硕士毕业时，曾遭遇低谷——留校未果，考博失利。孙先生在困境中给了他至关重要的支持。他曾向老师提出一个萦绕心头许久的困惑：“如何评判一幅画的好坏？现在绘画风格千奇百怪，到底还有没有标准？”

他至今铭记孙先生的回答：“第一是‘难度’，好画得有技术高度；第二是‘态度’，作品必须体现出对现实与历史的观念；第三是‘温度’，作品要能打动人。”带着老师的叮嘱，2015年他重整旗鼓，考上博士。在彷徨困顿之际，孙先生的点拨，让他有了更为明晰的目标。

“孙先生的作品就兼具这三点，对我影响很深。”徐紫迪说，“技术层面，老师给予我充分的自由，但他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却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引领着我。他更像是教我怎么做人，他所指的‘难度’、‘态度’、‘温度’不只适用于评判一幅画的好坏，同样是做人的标准。”

2018年，博士毕业与专业导师孙为民

维米尔：从临摹到研究的漫长钟情

徐紫迪的学术研究，与维米尔的名字紧密相连。“发现”并“看见”维米尔的过程，既是多年学习与实践的厚积薄发，亦是临摹感知中灵光乍现的顿悟。

他坦言，选择维米尔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在老师们的“感召”下慢慢靠近。靳尚谊先生做过《向维米尔致意》的展览，孙为民先生也曾称《窗前读信的少女》是他最喜欢的画。“向古代大师学习是油画系第一工作室的教学方向，维米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另外，老师们还经常提到伦勃朗、委拉斯贵支等画家。他们的偏好无形中就会有影响和引导，这会帮助我形成一种判断力。”

从本科到博士，他的毕业论文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维米尔的研究，被朋友戏称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份学术上的专一，源于一个更深层次、近乎本能的艺术选择。他常常用一个思想实验叩问自己与身边人：“若能从卢浮宫或大都会博物馆带走一幅画，你会选哪幅？若博物馆起火，你会先抢救哪幅？”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映照出一个人内心最真实、未经修饰的艺术直觉。

2009年，徐紫迪于卢浮宫临摹达维特《维尔妮娜克夫人》

2010年，徐紫迪于卢浮宫临摹维米尔《天文学家》

在临摹维米尔的《天文学家》期间，一位观者的提问——“地球仪上究竟画了什么”——促使他剖析查证。回国后，在李军老师的指导下，他打开了研究美术史的大门。最终他恍然大悟：那并非地球仪，而是标注着星座的天体仪。画中与之相伴的量角器、星盘等工具，共同构建出一个逻辑严谨、身份自洽的天文学者形象。维米尔画中那种“美好瞬间刚刚发生”的动态感、充满期冀的诗意，以及温润柔和的光晕，始终牵引着他不断深入探索。

2018年，博士毕业与理论导师李军

双重视角：作为画家与艺术史研究者

作为少有的兼具绘画实践与学术研究背景的学者，徐紫迪拥有一种“双重视角”。以画家之眼感知落笔细节的节奏韵律，以学者之心梳理图像历史的内在关联，将绘画性与叙事性融会贯通，正是他的独特优势。学术研究让他的创作主线愈发清晰，思考也更具深度；同时他亦清醒地保持着双重身份的适度分离，避免彼此牵绊。

2012年，徐紫迪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飒露紫”前

艺术史研究需以理性思维驾驭详实材料，层层论证；而绘画创作则依赖内在情感的自然涌动，二者的平衡，是他作为艺术家与艺术史研究者双重身份的核心命题。“这张桌子的事和那张桌子的事要分开看”，他总能用简洁幽默的语言拆解深刻逻辑，平缓语气的背后，是感性创作与理性研究无缝衔接的从容。

2023年，徐紫迪在“第十七届美术史年会”作报告

博士论文写作期间，他以见微知著的敏锐，聚焦于《绘画的艺术》中背景地图的褶皱。那些明暗交织、冷暖碰撞、节奏错落的笔触，在画家笔下是技艺的“自我挑战”；在研究者眼中，却是历史的密码。他审慎追问：这幅地图为何存在折痕？每一道褶皱又暗藏何种深意？深入探究后，他发现那些褶皱竟精准地穿过了当时荷兰战乱中的关键地理坐标——它们如同历史的车辙，在画布上无声镌刻着家国兴衰。那一刻，他读懂了维米尔面向历史的深沉态度。

同样精彩的是他对《代尔夫特一景》构图寓意的挖掘。凭借艺术家直觉，他测量出教堂尖顶精准落于黄金分割点，而河水中却缺失了它的倒影。这一“有意味的缺席”，经他严谨的图像考证与社会史溯源，最终被揭示为维米尔埋藏于构图之中的信仰谜底。

从地图上的折痕、河水中的倒影，到裙摆上的污渍、陶罐里的牛奶、被拉开的帘子……徐紫迪执着于从细节入手，以阿拉斯式的观看方式解决实质问题，并从画家视角出发，提出了与阿拉斯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坦言：“研究这些看似很小的问题，恰恰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来理清绘画中那些鼎鼎重要的核心要素。”

2025年，徐紫迪听靳尚谊先生指导维米尔研究

教学：在北大，擦亮审美的眼睛

从央美状元到人大教师，再到北大艺术学院任教，徐紫迪始终秉持着一个质朴而深刻的信念：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一个民族感知美的能力。

来到北大教学，有人笑称他是“用大炮打蚊子”。他却觉得，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播种。

他在北大开设了“油画临摹理论与实践”、“素描：摹习与创作”、“造型与色彩”、“色彩的审美实践”等系列课程。面对的大多是“零基础”却热情高涨的学生。他珍视他们的“纯真之眼”——那种未经系统训练、却因此更直接、更本真的观看方式。“同学们的画总能让我眼前一亮，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他们虽然没有所谓‘基础’，但热爱本身就是最好的基础。我要想方设法保持住他们的热爱，克服技术上的障碍，并提供情绪上的价值。要顺水推舟，就像我的老师当年推我一把那样，让每个人在自己的方向上走下去，走得更远。”他说。

上过绘画课的同学说：“当我坐在画板面前，拿起画笔，我就感到很幸福，绘画是一种能够很快进入心流的方式。曾经穿行于校园，我只会关注到目的地；但现在走在校园里，我会不自觉地注意树影的边缘、建筑外立面的肌理，幻想画成素描要怎么处理。这些曾经被忽略的细节，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进入我的视野。绘画让我意识到，审美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重新建立人与世界之间的观察关系。每个周四下午，骑着车沿湖来到红三楼，在这里能够放下我对现实的烦躁和对未来的焦虑，三个多小时不觉间已然消逝。我想我在画中找到了生活的另一种答案。很喜欢坐在画架前，看着自己的画面一点点丰富起来，不管是素描还是油画，都有种一笔一笔构建新世界的奇妙感觉。毫不夸张地说，我在画室度过了本科中最幸福的日子，只要想起‘均斋里有个可以画画的位子’就足以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

徐紫迪深信，一个伟大的时代既需要伟大的艺术家，也需要能读懂他们的眼睛。“如果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活在无人能读懂他的年代，那将是莫大的悲哀。”

在北大任教，他时感自身渺小，却也深知这份工作意义非凡——“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大学生的眼光定义中国未来的审美高度，而我的工作，正是擦亮他们审美的眼睛。”

他总结道：“只有让人们真正看懂艺术，中国艺术才有未来；只有人们看见生活的美好，人们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徐紫迪在北大均斋阁楼的“油画课”上

寄语：多看画，培养自己的眼睛

对有志于艺术史研究的年轻人，他的建议朴实而深刻：“一定要多看画，因为做美术史研究，眼睛是最重要的。”

他推荐了三座小而美的美术馆：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美术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是美国富豪将自己的家改建成的中东式的幻想空间，中央庭院绿意盎然，艺术品与生活环境完美融合，馆内维米尔画作被盗后只留下空画框的传奇，更增添了这座美术馆的神秘魅力；纽约的弗里克收藏馆（Frick Collection）同样令他赞叹：“光是维米尔的作品就收藏了三幅，这在全世界都极为罕见”；此外还有东京的根津美术馆（Nezu Museum），这座美术馆位于时尚现代的涩谷区，却是一座古典优雅的建筑，收藏了许多精美的中国佛教造像。

在访谈最后，徐紫迪分享了博士毕业时系主任马路老师的寄语，与我们共勉：“一辈子，如果能够瞄准一个事情做到底，是个太大的幸福。因为，你一辈子不变地认为：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由你来做。因此，你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你的活着，也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同时，也会很累、不被理解，但是，你活得有目标、有方向。很少有人能够‘生而知之’”。

结语

从“花家地南街8号”到“颐和园路5号”，他的身份完成了多重转变，不变的是那条贯穿始终的求索之路。徐紫迪依然行走在绘画与艺术史的边界上，他以画家的笔触体悟绘画的温度，以学者的眼光洞察历史的深度，更以师者的心灯，擦亮审美的眼睛。

策划 |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学生记者团

文字 | 姚馨恬、朱奕霖、冉熹微、柳雨杨

采访 | 姚馨恬、朱奕霖、冉熹微

供图 | 受访者

审核 | 王蓓